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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实践”与表演研究

王杰文

原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

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开始关注“民众生活”，并把这种学术取向纳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日常生活研究之中。正是通过不断深入的民众生活研究，民俗学家意识到“日常生活”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传统性与创造性的矛盾综合体。日常生活既是被异化了的，同时又潜在地蕴含着自由的基因。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不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民俗学者与民众一起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理论武器与实践空间。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民俗学通过文本化的实践参与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基于学科自我反思而产生的表演研究正在促使学科自身不断地更新固有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伦理。

关键词

日常生活；实践；启蒙；表演

在国际民俗学界，“民众生活”（Folklife）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才被作为研究对象予以关注的。在这之后近20年里，民俗学普遍关注的对象是“民俗”（Folklore），其中部分国家的民俗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局限于“民间文学”（FolkLiterature）。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民俗学界关注的焦点才开始明显有所转移，整体上从研究“民间文学”转向了研究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s）或者“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从研究“民俗事象”转向了研究“民众生活”。在研究对象的变迁与研究重心的转移背后，是整个民俗学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的转型。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最终汇入了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媒介研究、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术大合唱之中。在这一多声部大合唱中，国际民俗学既贡献了重要的概念与研究方法，也提升了民俗学自身的学术水准。

国际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潜在地与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转换有关，一方面，它批判性地反思了抽象的社会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另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抛弃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原则与理论基础，那种试图通过“系统调查”以获得科学知识的观念，直接被源自参与、经验、感觉、理解的观念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家意识到“民俗生活”远远不能被简化为“民俗知识”，“民众”也不再等同于某些特定的、被污名化的社会群体，相反，包括民俗学家在内的所有个体都被看作是“民众”的分子。这样一来，特定社会每个人的情感与情绪，身体经验与实践知识，语言交流与主体间性，身体建构与人际伦理，特定时空中的角色扮演等以杂多形式存在的“日常生活”（EverydayLife），自然地成为当下国际民俗学的焦点。目前，“日常生活”这一术语对于许多民俗学家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而是被提升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他们试图为建构理想的社会生活贡献民俗学的“实践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不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民俗学者与民众一起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理论武器与实践空间。本文试图从学术反思的角度，批判性地呈现民俗学自我定位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思想发展历程，并在多学科共同关注“日常生活”的格局中，探讨作为民俗学关键词之一的“表演”——这一概念综合了结构性与能动性、先验性与经验性、批判性与实践性，已经成为研究“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方法。

一、“日常生活”成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历程

“日常生活”并非一直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大部分是从“宏观的、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文化与社会的客观性作用，强调抽象的、规范性原则的普遍解释力。在这种思想与知识语境下，个体只是消极地习得外在的（先在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规范，并因此而被动地复制、延续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与文化传统。在这一研究传统中，“日常生活”只是“缺席的在场者”。

一直到20世纪初，“微观社会学”才开始逐渐集聚力量，反过来强调个体对于社会与文化的主观理解与创造性应用。在某种意义上，“微观社会学”的核心思想为民俗学转向“民众生活”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工作方法促使走向日常生活研究的民俗学家意识到，上述研究方法仍然隐性地具有“宏观社会学”的某些通病，比如，它们仍然潜在地固守着“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所谓“客观、中立与不介入”的立场。在“元理论”与“认识论”的层面上，它们仍然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对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二者之间的对立，努力要生产一种“更高级的”知识与话语，并最终建构自身的“权威性”，创造并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然而，正如人类学家德怀特·康克古德所说的，“任何田野作业中的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观，都会决定着他（她）在田野中的‘立场’（positionality），从而影响到他（她）搜集、建构以及表征资料的方式”。民俗学的田野考察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民俗学家们对于自身田野考察及民俗志撰写经验的反思，直接导致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概念框架及方法论承诺的质疑。同时，微观社会学还倾向于把“日常生活”进行同质化处理，仿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民众具有同一种态度、同一种认知结构与实践逻辑，换句话说，他们被简化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固然获得了强调，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与多元性却被忽视了。这种研究忽略了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漠视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冲突与价值冲突，只是建构出一个恒久不变的、没有冲突的“生活世界”。

“解释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在抛弃“实证主义”的元理论方面显得更加彻底。解释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激进地主张“阐释性的理解”，宣称并不存在一个潜在的、客观的现实等着我们去发现，真正存在的只是无数地方性的、主体性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必须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立场出发来予以研究。相应地，“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们也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地点、形象与人造物品综合起来共同构建了人们的“现实”，人们正是通过由这些复杂元素交织而成的“文本”来理解世界的。反过来，通过对这一“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文化研究者可以从中发掘出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或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尽管解释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在抛弃实证主义假设，提高日常生活世界之本体性地位方面达成了某些共识，但是，最晚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阐释研究”（InterpretationStudies）已经开始向“表演研究”（PerformanceStudies）转变，原因在于阐释人类学与文化研究都倾向于把“世界作为文本”（world-as-text），比如格尔兹说，“人类的文化是一个文本的集合，它们综合在一起，人类学家要努力越过合法地拥有这些文本的人们的肩膀来阅读它们”。然而把“文化作为文本”的隐喻明显体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人际交往的目的远不只限于研究者所强调的“认识的”层面，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发现，许多文化群体并不是通过“文本”，而是通过“表演”来表达立场的。此外，把“文化作为文本”还意味着“田野作业作为阅读”（fieldwork-as-reading）的工作模式，似乎田野中的民俗学家就是在阅读文献，而不是倾听、感受与参与。格尔兹眼中的人类学家站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上、之外，把“文化作为文本”意味着田野中双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现实的社会建构 : 知识社会学论纲》

[美]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 著，吴肃然 译

总之，“表演研究”对阐释人类学与文化研究进行了如下反省和批判：一是它把日常生活看作是“表演”而不是“文本”；二是它清楚地意识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应有的伦理与道德关系；三是它尝试要创造一门处于“边界”（border）位置的研究范式，即“表演研究”，以此挑战实证主义，拓展“文本”的意义，给予“体现”（embodyment）的交流以足够的强调。

二、“日常生活”与现代性

既然民俗学本质上是一门“现代学”，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民俗志，那么，民俗学就需要面对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需要考察日常生活实践中“传统与现代”“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社会文化体系”“经常与权变”“能动性与结构性”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日常生活实践”并非理所当然地就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而是逐渐“变成”民俗学的对象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实践与民俗学相互建构了对方。这里首先需要考察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在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如何渐渐成为某种“冗余”？作为文明史进程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强调效率、工具理性、科层制管理以及分工的细密化等，而“日常生活”却含有对于个体或者群体生活所必需的非效率的、非工具理性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进程推进的过程，正好是“日常生活”被肢解与殖民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理性殖民与压制情感与肉体生活的过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被渐渐分化为一个个专门的领域，日常生活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等专业领域的“剩余物”。这是一个渐渐与现代性的“先进领域”——比如技术革新、工业生产以及大众传播——分割开的领域。抽象的形式理性主导下的“专业领域”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分裂出去，并渐渐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最终反过来代替了实在的日常生活，否定了本真的、肉体的、情感的、非抽象的生活理性。把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历史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日常生活”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社会生活，而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动态发展及其附带的核心观念而不断生成与呈现的动态性历史过程。在现代社会早期，日常生活重复而单调，但它反映了自然的节律，也没有现代社会中特有的那些异化。但是，在现代社会里，社会控制机制蚕食鲸吞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渐渐独立并反过来理性化、殖民化、同质化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渐渐地被界定为是冗余的、非理性的、前现代的。虽然我们仍然无法不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但普通民众却逐渐接受了这一被建构好的有关日常生活之性质的话语，开始主动地接受与实践“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第二，如何评价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与能动性？自从“日常生活”本身被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来，一些社会理论家强调其循环往复的、惯例化的、不加反思的恒常性，另一些社会理论家又强调其芜杂混乱、变动不居、众声喧哗的不稳定性。早期社会理论家普遍认为，既然任何个体都是被抛入这个社会世界中来的，那么，每个人都必然地首先要学习那些先在的文化规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法则，尽管这些先在的文化规则可能是压制性的。这里所谓“学习（社会化）”，从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理解、处理他者发出的信号，积累社会交往的技巧，并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实践与检验这些技巧的过程。换句话说，习得“社会与文化规范”是个体得以生存的前提。对于先在社会规范的强调，在涂尔干、帕森斯等功能主义思想家的论述中达到极致。他们认为，尽管文化与社会规范可能的确限制了个体，但是其惯例化的、稳定的与不加反思的特性，也为人们的正常交往提供了便利。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因袭的规则就是一个僵硬的“社会事实”，它使人们服从规则，不自觉地复制了社会的秩序。

左：[法]Émile Durkheim

右：[美]Talcott Parsons

然而，自“象征互动论”开始，美国的社会理论家开始关注互动中的个体，关注互动中意义产生、理解与协商的过程。换句话说，社会规范不再被理解为先在的、稳定的实体，而是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开放的生成过程。个体是在创造而不是在消极地承担“角色”，他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连续地修正着自己的行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规范与个体创造的因素同时存在。尽管如此，至少在欧文·戈夫曼的“社会表演”理论中，个体之间互动秩序的制约作用仍然受到了更多的强调。文化研究者们带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质问：所谓的社会规范源自何处？服务于谁的利益？他们关注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世界的“文本”（大众传媒、地点、场景等交织成的生活环境“文本”）被传播的方式。文化研究就是批判性地“阅读”与解构这一“文本”，揭穿其中所隐藏着的“神话”，昭示这种隐秘的意识形态如何不知不觉间建构了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并形成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同样，许多社会批判理论家——比如法国社会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托，德国哲学家阿格妮斯·赫勒，俄国文化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以及美国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等人——也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民众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时，展示出了深刻的反思性与创造性。因此，在他们看来，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揭示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尤其需要关注个体或者群体所展示出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潜力。社会理论家应该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到批判性知识的水平。与之前的研究者（尤其是社会现象学家）把日常生活当作“庸常”不同，这些学者试图从中发掘其“非常”的潜质。

左：[美]Erving Goffman

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Erving Goffman 著，冯钢 译

显然，仅仅把“日常生活”静态化地处理成固定不变的、不加反思的“庸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日常生活实践”本身意味着在特定时空中的过程与互动。这个“特定的时空”被民俗学家们称作语境，这个语境先在地是一个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网络，日常生活既在这一语境中展开，又在建构与重组这一语境。日常生活经常表现为反复、庸常，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列斐伏尔警示人们不要沉醉在惯常生活的温柔乡里而丧失了清醒的意识（被剥削与压迫而不自知）。由此可见，一方面，人们总是自动地交付了部分自由以服从于社会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抵制僵硬的规则。“日常把它自身提呈为一个难题，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它既是普普通通的，又是超凡脱俗的；既是自我显明的，又是云山雾罩的；既是众所周知的，又是无人知晓的；既是昭然若揭的，又是迷雾重重的。”日常生活实践矛盾的两面性如影随形。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

[美]本·海默尔 著，王志宏 译

第三，现代学术（包括民俗学）如何参与生产了现代性的话语暴力？现代学术体制与学术话语恰恰是现代理性要求的重要代言者与急先锋，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假设与二元论，把社会生活化解为一套社会机构与社会机制，个体被看作是狭隘地基于目标理性驱动的行动者。这种现代性学术话语有意无意之间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知识给边缘化了。具体来说，科学话语“篡夺”日常生活之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就是“文本主义”（Textualism）。所谓“文本主义”，就是把复杂的社会实践简化为文字或者话语，这是一套把日常生活实践不断地“去（再）语境化”的“誊写”与“转译”的过程。日常生活被人为地从其主体间实践与交流的语境中剥离开来，转化为“纯粹的知识”，然后被给予“客观化”的凝视。问题在于，这种号称是基于“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所获得的客观规则、抽象理论能够捕捉到日常生活实践的丰富细节吗？这些所谓的“客观规则、抽象理论”为什么不会是学术精英们试图固化社会等级关系而发明的一种“暴力符号系统”呢？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现代学术话语的“文本化”过程才成为相关学科自我反思的对象，学术界才开始自我反思与批判学术话语把复杂的日常生活简化为粗鄙的技术理性的暴力机制，渐渐意识到“文本化”行为所隐含的“符号政治”问题，意识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与不可消解性，意识到其中内涵的“越轨性”以及其中所隐藏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而“表演”作为一个相对于“文本”的概念，正是在这一学术反思的语境下出现的。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Dorothy E. Smith 著

第四，“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学术伦理与主体间性。实证主义者通过“客观、科学”这一挡箭牌，自以为可以逃避学术伦理的追问，但是这一元理论所坚持的“二元论”——认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已经从根本上被质疑了。民俗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并非一种自然的关系，而是一种双方自愿中止互不信任的关系，或者说，互相承诺扮演一种“假设是属于同一社群文化”的角色。承认田野作业中自我与他者之间这一角色“表演”的虚构性与互为主体的对话关系，对于民俗学十分重要。首先，民俗学家承认其双重身份，保持双重意识，即一方面要从局内人的视角来理解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距离，必须意识到自身是在“表演”。其次，这种自我意识有助于批判与反思实证主义的客观认识论及其相应的学术伦理。因为“表演关系”中的“他者”不再是沉默的对象，“民俗学者”也不再具有冷静地旁观与客观地呈现的特权。相反，民俗学者与他者都是“虚构”的脆弱关系中的表演者。在这个意义上，田野作业是一种教育性的经验，是检验一切伦理与道德的实验场。意识到田野作业的表演性使得民俗学家们对研究工作的伦理问题、认识论问题更具有自觉的意识。循此思路，人类学家德怀特·康克古德提出了“对话性表演”（dialogic performance）的概念，他关注的是“体现”（embodiment）的问题，试图把身体本身作为民族志田野研究中意义的源头与场所，并赋予“表演”一种合法的、合乎伦理的方法的特权——意识到了民族志遭遇无可避免地处于表征的政治当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时参与到创造意义的过程中。基于这一认识，民俗研究者的自我反思意识变得十分重要了，他需要解释他的研究得以开展，知识得以生产，影响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与影响因素。基于对“共同表演”的认识与反思，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更新了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交往伦理，这是建立在相互认可、平等对话、相互包容基础之上的真正的道德，是对普适性的“责任与自由”观念的实践。这种学术伦理及相关实践已经走出现代性主客二元论的藩篱，坚持主体之间契约式互动的原则，知识的等级被主体之间的相互差异所取代。在这里，研究者与他者都是同一知识建构中的参与者，知识的生产被重新定义为无穷“对话”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地再阐释、持续更新意义与价值的交流的过程。

三、作为批判性与实践性概念的“日常生活”

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实然地受到了商品经济与官僚机制的影响。面对日常生活呈现出来的矛盾性倾向，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家与后现代主义者批评它倾向于呈现为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的、内向型的、不加反思的与惯例化的形式。晚期资本主义尤其呈现出社会原子化、道德虚无化以及个人占有化的趋势。在这个时代，个体的身份建构是依赖于消费的模式，而不是依赖于共同的、人际的对话关系。活生生的、动态的人际关系被转化为物质之间的、静态的关联。在这样一种官僚主义与功利主义的逻辑之下，日常生活世界变成了人为的、重复的、同质化的细枝末节，丰富多样的语言被一种技术化、媒介化的语言取代了，都市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这种单一的语言所殖民。“异化”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都不断地堕落为客体化与分裂化的东西，并对个体生活的完整性构成永恒的威胁。阿多诺试图拯救“经验的枯萎”，他认为正是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把“真实”与“静态概念之总体化的、抽象的体系”相统一，然而由于仅仅出于哲学上的思辨与推论，而不是出于经验的、社会政治的观察与研究，他悲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常生活无可救药地走向了商品化；文化工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最后，他把仅有的希望有限地寄托在先锋艺术身上。

与这种精英主义者的悲观立场不同，许多日常生活的研究者把希望寄托在日常生活实践自身中。在他们看来，尽管日常生活本身被商业与官僚技术广泛地殖民化了，尽管主流的客观主义科学话语强势地霸占着日常生活的语域，但是，这并非一个“总体被宰制的世界”。日常生活中总是不乏抵制的渠道，总是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人的本真的良心总是不断地会被唤醒。正是依赖对“总体的人”（Totalman）的信仰，乐观的平民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变迁的胚胎内涵于日常生活自身的隐性暗流中，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僵化的结构被给予陌生化的处理与反思的时候——主流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把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界定、合法化为“自然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给予日常生活以不加反思的、理所当然的品质——“越轨性”的行为（包括了游戏、游行、节庆、仪式、狂欢等）可能会“问题化”或者“陌生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主义的结构，并进而颠覆它。人们可以批判性地考察固有的传统与流行的知识，同时有机会感受别样的存在模式。比如，超现实主义者强调创造“奇迹”以打破日常生活的常规；列斐伏尔强调“节日”可以超越与丰富日常生活；巴赫金强调“狂欢节”对于惯例之武断性的揭露，内在地具有呈现别样世界的可能性；塞托则发现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应付压制性结构的“战术”；德波与瓦纳格姆更激进地主张通过彻底的日常生活的总体革命来终结资本主义的压制体系。所有这些“陌生化”的行为都在鼓励从一种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对现存的经验与观念进行全新的认识，证明别样的、更少等级化与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是可能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想像的与象征的维度，总是生产着无法被绝对消解的无足轻重的琐事。它们杂乱无章，不成体系，无可预测，这使得它们可以成功地逃避科学话语规范一切、笼罩一切的妄想。此外，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抵制规则的源点，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绝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用福柯的话来说，它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可以通过外在的权力话语而被不断地重构，而且它还是感官的、欲望的、冲动的本源，是理性体系所无法完全殖民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姿势、身体的无言的欲望、关爱与团结的微观表达等等，都是日常生活无可消解的对抗性的基础。这就是激进地对抗异化、重获社会生活之圆满性的基础。

左：《娱乐至死》

[美]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

右：《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衣俊卿 译

左：《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

[法]米歇尔·德·塞托 著，方琳琳、黄春柳 译

右：《景观社会》

[法]居伊·德波 著，王昭风 译

上述两种理论指向，同时指向了日常生活矛盾性的两个侧面。显然，日常生活同时既是被异化了的，又是内蕴着自由的基因的。在支离破碎与循环往复的“庸常”中内在地具有自我转化的“非常”基因，内涵着“乌托邦”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日常生活中实然的“异化”状态，并非人类生活永恒的、本质性的特征，通过个体或者群体的自我实现，这种生活状态是可以被克服的。

四、日常生活的“表演研究”

到目前为止，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要努力给这一概念下定义。推测起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日常生活包罗万象、复杂多变，难以尽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所谓“日常生活”总是特定个体的“日常生活”，内在地不具有稳定性与统一性。换句话说，它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意味着，对于某一个体是“日常的”生活，对另一个体而言恰恰可能是“非常的”。然而，既然民俗学基本上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那么从操作的层面来说，民俗学家需要一些工具性的概念来开展民俗志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英国社会学家苏茜·司各特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分类式概念，她说，既然“日常”普遍地意指“世俗的、反复的、个体的”生活层面，那么，“情绪、家庭、时间、饮食、健康、购物、休闲等”七个层面，对于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言便具有相当程度的涵盖性。问题在于，面对上述日常生活现象，民俗学家自身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一样，共同处在日常生活的平静河流中，共同参与建构了共享的生活世界。那么，“庸常”怎么会引起民俗学家的注意？如何理解与揭示日常生活的矛盾性本质？实验的民俗志如何探索“表征”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法？这就需要“表演研究”的方法论。

Making Sense of Everyday Life

[英]Susie Scott 著

第一，“陌生化”。要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庸常”之“非常”特质，首先需要一种“化熟悉为陌生”的能力，即能够把日常生活中所谓正常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观念悬置起来，“退后一步”加以审视与反思。20世纪早期，为了引起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以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家们最早尝试运用“陌生化”的策略，努力推动日常生活从习惯性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吸引人们关注其复杂性、矛盾性与重要性。同样，超现实主义者常常使用“蒙太奇”的方法来试图获得“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们日常生活中认知上的“想当然”，从而有力地化解线性思维及其表征方式的僵硬。在超现实主义者们看来，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很容易被熟视无睹地忽略。因此，要想在庸常中发现奇迹，使得“日常”能够自我呈现出来，就需要采用陌生化或者蒙太奇的手法，只有这样，日常才不再是一个它看起来那样的熟悉而平庸的王国。超现实主义者通过把各种元素组织成动态的蒙太奇，使得“日常”变成奇异非凡之物，这样一来，日常生活的“奇异性”被凸显出来了。在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探索性实验背后，隐含着一个与阐释社会学、文化研究相似的思想，即它们都在质疑实证主义的二元论模式，都认为“科学话语”体系、结构及其逻辑对于理解“日常生活”来说是不合用的，都在尝试全新的表征模式。

第二，“还原法”。既然日常生活实践是“庸常”与“非常”的辩证综合体，那么从理解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民俗学的部分任务仍然是要能够在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表象背后找到某些潜在的规则。换言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是要透过微观层面的行为来寻找它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或者透过社会秩序被违反的行为来发现社会秩序的存在、分裂或者复原的过程，描述与分析社会规训与触犯规则的辩证逻辑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与体验的过程。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要在“微观生活世界”与“宏观社会世界”之间寻找关联，另一方面则要透过“越轨行为”来发现隐秘的“规则”。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民意调查结合了超现实主义与社会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就是试图让“日常生活自身说话”。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代表性的问题；二是表征性的问题。即如何在海量的研究对象中做出选择？如何把这些凌乱的材料整合为某种叙事？正如上文所意识到的那样，“日常生活研究”的出现本身是对抗传统学术话语霸权的结果，然而，在学术革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任何经验性的调查研究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深陷进行草率性总结的覆辙。作为一种表征的政治或者话语，经验研究可能恰恰是对日常生活秘而不宣的特质的压制与抹煞。比如，在书写与视觉优先的表征传统中，非视觉的与非言词的感官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显然是被遗漏了。民俗学家对这一点感受最深。尽管如此，经验性地描述、分析与理解日常生活的矛盾性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德国当代民俗学（以及深受德国民俗学影响的日本民俗学）关于“日常生活的启蒙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响应了英国民意调查的研究传统，客观上正是通过还原日常生活而试图达到改进日常生活的目标。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

[德]赫尔曼·鲍辛格 著，吴秀杰 译

第三，超越“文本主义”。正是美学家首先意识到“日常生活”是哲学与科学话语所无法把控的，莫里斯·布朗肖说：“如果我们试图借助于知识来探求它，我们就不得不错失它，我们仍然对它所从属的那个领域一无所知。”既然“知识”话语无所用，那么，一定得探索某种适合于呈现奔流不息的日常“感官体验”的话语，齐美尔、本雅明、超现实主义者们都在探索着呈现与理解“日常生活”的表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就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换言之，描述日常生活需要以探索“表征的形式”为前提。如果布朗肖是对的，那么，民俗学家表征“日常生活”之“流”的恰当的方式是什么？“实验的民俗志”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思研究者自以为是的“代言人”角色，这种意在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关注的表征方式，恰恰可能在无意之间遮蔽了它们。比如，如果日常生活是“复调的”独特性存在，它们怎么可能被整理成“线性的”单一叙事？特定的民俗志“文本”会以何种形式记录（或者排除）、编辑复调的日常生活实践？也许，让民众的日常生活“代自己立言”才应该是“实验民俗志”探索的基本追求。日常生活的“实验民俗志”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有：民俗学研究的是“日常”还是“诸日常”？民俗学要追求总体性的描述还是个别性的呈现？民俗学要关注社会的总体性还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性？民俗学将如何协调哲学的沉思与经验的描述？等等。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实验民俗志”应该是开放的、多媒介形态的、多元化取向的。首先，从表征主体来说，调查者、被调查者及民俗生活本身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交叉互动的。当民俗学者把关注的焦点问题转向“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时，它意味着民俗学者的“在场”建构着民众生活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众生活本身是一个实践过程，它是由众多个体或者群体所传承与创新的民俗实践的辩证过程，其复杂性、连续性、矛盾性自不待言。而作为研究主体的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与民俗志表征工作，同样也是一种“表演”。民俗志的呈现方式正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形象的建构。总之，民俗学的表征主体已不再是某个个体，而是表现为参与者群体实践的多重性、复合性和交织性。其次，从表征手段来说，口头的、文字的、图像的、音像的、数字化的以及身体表演的等多种媒介综合的、多元化的呈现尤其应该受到重视。技术革命为民俗志书写提供了新的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田野中的民俗研究者应该与当地人一样首先“感同身受”，必须能够真正体验与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气味、声音、景色、情感与感受等等，警惕把日常生活简化为粗鄙的文字的倾向。

总之，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在按照某种既定的社会秩序、结构与潜在规则运行，这具体体现在互动性的仪式与惯例当中，然而其中又不乏对这些“理所当然的”秩序与规则的挑战。“表演研究”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理解日常生活天然的重要性与矛盾性，努力向着理想的日常生活逐步改进。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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